镜头缓缓追随着小女生的背影，漫步在乡间小道的暗影疏丛，镜头淡出……再次亮起时，已是一幅生机盎然的山村图景。水洗过般的洁净葱绿之余，就是虫吟蝉鸣的喧嚣。静止画面当中渐渐走近的正是小女生的白色身影。

这是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参展影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开场。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导演李冬梅献给自己妈妈的作品。（图片提供：第10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

除了开头这个短暂的追镜，以及靠近尾声“爸爸”赶路时镜头不动声色的轻微移动外，整部电影的镜头都是静止的，也是精致的。画面的明暗对比、色彩配搭、线条切割、光影运用等，每个构镜都看得见导演的精雕细琢，框出来就是一幅精美的油画。

与色彩饱满的优美画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镜头刻意保持的冷眼旁观的叙事。静止的镜头就像悬在虚空隐形的眼——冷眼，事不关己地记录着一家两户的琐碎日常：挺着大肚子的“妈妈”在娘家做杂务，吃饭，休息、在婆家吃饭，休息，做杂务；爷爷、奶奶在吃饭，下地，做杂务；姥姥、女儿们时而这家时而那家地在吃饭，做杂务，做功课，上学……

“吃饭”是镜头叙事的重点。这一场景在七天的时间里面不断重复出现。一家人围着破旧方桌各自吃各自的，谁和谁都没有话，没有骂，没有夹菜加饭，没有任何眼神交流。只是上桌吃饭的人数时多时少会有变化，似乎在努力地诉说着什么。

与“冷眼”相对应的，是片中人物无一例外的“冷静”。女儿见到妈妈，姐姐看见妹妹，孙女招呼爷爷，姥姥看到外孙女，邻居之间相遇，甚至性命攸关的紧急关头，每个人都是静静的。没有嘘寒问暖，没有闲话家常，没有愤怒咆哮，没有礼貌周全。电影中仅有的喧闹场面也只是靠人死之后炮仗唢呐的卖力营造。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片中人物无一例外的“冷静”。（图片提供：第10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

不介入也是一种介入

镜头对第六天夜间的记录分外用力。几乎整部电影的夜景拍摄都集中在这一片段中。当晚“妈妈”在家里临产。爷爷先是赶夜路找来了助产士，接着，同样的夜路叫来了医生。除了赶路的脚步声外，期间就只有医生短促而平静的一句“赶快送医院”，然后就是暗夜中几人扛着担架急促赶路的脚步声。远远的后面，是气喘吁吁努力跟上的姥姥。夜路的场景转换了好几个，就只有这组人加远远落在后面的姥姥急匆匆地走着。冗长的镜头衬托出路途的漫长。我们不知道山村人家到最近的医院究竟有多远，只是觉得走了好久好久。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导演李冬梅献给自己妈妈的作品。导演尝试以一种抽离个人评判的客观方式呈现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尽量避免让镜头介入电影的叙事。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很安静，不仅镜头静止，对白也是能省则省。观众只能大概猜到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许，一个当年只有12岁的小女生的记忆只能是这样的——零星、琐碎、模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反而更深刻地印在她的头脑里，像是山野的虫鸣，炒勺摩擦炒锅的厉叫，丧礼上炮仗的胡闹，桌椅不明所以的安放……

故事总是需要由人来讲述，即使再怎样客观、抽离，讲故事的人总会有自己的角度。这里细致一些，那里潦草一些，甚至是停顿久了一些，其实都是一种诠释。不介入的叙事镜头本身就是一种介入。“妈妈”送院时格外漫长的夜路，“爸爸”从远方回家奔丧可连葬礼都没赶上，“爸爸”在坟前拥着女儿们痛哭时，大女儿冒出“我会孝顺你的，像儿子一样”等细节，其实都在诉说着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山村上演了《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导演自己身上。社会无论处于怎样的阶段，总会有各自不同的悲哀。创作者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叙述自己的悲哀，关键是要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毕竟，电影是大众艺术，它不可能像画作那样，只凭某个高价收藏，就能一步迈入成功殿堂。电影的成功，要靠观众一张票一张票买出来。

关键词： 华语电影 真实生活